加快建设全球创新枢纽的战略思考

摘要:从历史维度看，每一次全球产业链重构均伴随创新中心的转移。全球外资地缘化趋势下，技术互补性成为重塑全球创新链的核心变量。中国凭借超大规模市场、完备产业体系和快速迭代的创新生态，已具备成为全球创新枢纽的基础条件。未来需以制度型开放打破技术脱钩壁垒，通过构建要素自由流动、生态协同进化、规则共商共建的新机制，将中国的市场优势、人才优势转化为创新枢纽的全球辐射能力。需培育世界技术领军企业、建设顶级人才中心与创新集群，强化高技术领域标准制定话语权，在开放协同与自主可控的平衡中实现产业升级，为全球创新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中图分类号]F27[文献标识码]A

2025年3月28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和稳定锚，正在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事业舞台大，市场前景广，政策预期稳，安全形势好，正是有利于外资企业投资兴业的一方沃土。”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独特地位。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FDI）达1891亿美元，连续3年位居全球第二，占发展中国家FDI总额的22.3%[1]，对外直接投资（ODI）突破1500亿美元，其中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投资占比达45%[2]，凸显中国“双向开放”的强劲态势。

当前中国吸引外资的形势分析

近年来，全球地缘政治局势复杂多变，中美贸易摩擦、乌克兰危机等事件带来持续影响，绿色转型与技术革命更是引发各国产业链供应链与创新链重塑，给中国吸引外资带来严峻挑战。有研究发现，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清单涉及超3000项商品[3]，迫使跨国企业调整在华研发布局。与此同时，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生效后，成员国间FDI流量增长15%，区域化投资趋势显著[4]。全球碳中和目标推动新能源、储能等领域投资激增，2022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达3830亿美元，中国占比35%，光伏、风电等产业吸引外资同比增长48%[5]。欧盟《绿色新政》要求2035年新车零排放，推动全球汽车产业FDI向电池制造、氢能等领域倾斜。在自动化与人工智能（AI）革命领域，AI技术渗透率每提升10%，全球价值链效率提升6.2%，但也导致发达国家加速制造业回流。2022年，美国《通胀削减法案》投入520亿美元补贴半导体产业，吸引台积电、英特尔等企业赴美设厂[6]，同期中国半导体领域外资并购交易额达210亿美元，显示技术竞争与合作并存。

供应链区域化和近岸外包趋势可能导致中国部分订单流失，一些外资企业将生产环节转移至其他国家或地区。根据商务部统计，2024年上半年，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外资撤离现象有所增加。创新链上科技竞争的加剧使得我国面临更大的技术封锁压力，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吸引外资难度加大。创新资源全球流动的新变化也对中国吸引和留住创新人才、技术等提出更高要求。与此同时，新兴经济体在中低技术领域的竞争也在加剧。

供应链、创新链重塑也为中国带来诸多机遇。中国借助全球供应链区域化趋势，加强与周边国家的供应链合作，推动区域供应链一体化发展。在创新链重塑方面，中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与产业配套能力吸引全球创新资源集聚，FDI结构升级。高技术产业FDI占比从2015年的13%提升至2022年的39%，其中人工智能领域外资企业数量年均增长25%[7]。2022年全球500强企业在华设立研发中心达1600余家，其中60%分布在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高技术领域，形成“技术引入-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正向循环。此外，新兴技术的发展为中国提供了“换道超车”的机会。近年来，中国在5G通信、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已经取得领先优势，可以通过加强国际合作，推动这些技术的全球应用，提升中国在全球创新链中的话语权。2022年中国ODI达1337亿美元，其中对发达国家技术密集型投资占比42%[8]。吉利收购沃尔沃后，通过技术整合使自主品牌专利数量增长320%，进一步印证“走出去”对本土创新的拉动效应。

在当今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的大背景下，外资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今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中国将长期成为外资企业投资兴业的沃土。”进一步表明外资在华发展的广阔前景。为此，需要深入探讨外资与我国本土企业的技术合作前景、挑战与实现机制，研究如何在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基础上扩大对外投资，在地缘化全球分工中优化布局，构建全球创新枢纽，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优化。

全球供应链与创新链加速重塑

当前全球外资流动正经历深刻转型，地缘政治因素对供应链布局的影响显著增强。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等政策投入520亿美元补贴半导体产业回流，试图构建排除中国的“芯片四方联盟”。欧盟则以“去风险”为名推动供应链战略，其《新工业法》要求2030年本土绿色技术自给率达60%，对中国新能源企业设置碳关税等壁垒。这种“小院高墙”策略导致全球供应链呈现阵营化特征，2023年中国高技术产业FDI同比下降6.5%，但“一带一路”相关投资逆势增长12%[9]，凸显多元化市场对冲地缘风险的必要性。

从数据看，全球FDI集中度持续上升，发展中国家前五大跨国企业的FDI占比从2008年的45%升至2022年的62%[10]。中国作为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中间品出口占全球12%，但在机器人可替代行业（如电子组装）面临越南、墨西哥等国的竞争，2022年越南纺织出口占比从2010年的2%升至6%[11]，反映出低端产业外资外流趋势。与此同时，中国在新能源、5G等领域的技术突破吸引外资向高端环节集聚，巴斯夫在湛江投资100亿欧元建设智慧型一体化基地，整合全球研发资源，体现出高端技术合作与低端产业转移并存的格局。

全球供应链在外资流动变化中重塑

全球供应链区域化趋势愈发明显。据商务部《RCEP生效实施区域评估研究报告》，过去五年中，区域内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占比从60%上升至65%。以亚洲地区为例，区域内零部件贸易额在2020—2024年间保持了年均8%的增长速度。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签署的《美墨加协定》（USMCA）原产地规则要求更高比例的区域内原产成分，推动区域内产业链深度融合。区域化趋势增强的主要原因在于，企业为降低风险，降低运输成本，应对贸易政策不确定性，以及利用区域内相似的市场和政策环境，选择在区域内进行生产和采购。

“友岸外包”（强调供应链向“盟友”转移）逐步升级为“近岸外包”，甚至演变成“安全外包”（将供应链安全与地缘政治捆绑），成为全球供应链重塑的另一显著特点。如美国企业将部分制造业生产从中国转移至墨西哥，墨西哥对美出口在2023年增长15%，其中制造业产品出口增长尤为明显。欧洲企业也将部分业务转移至东欧国家，东欧地区在2024年吸引的制造业投资较上一年增长12%。近岸外包兴起的主要驱动因素包括降低劳动力成本、缩短交货周期、提高供应链响应速度以及利用地缘政治优势。相较于传统的离岸外包，近岸外包在地理位置上更接近本国市场，能够更快响应市场需求变化，减少供应链中断风险。

面对全球不确定因素增加，韧性与安全成为全球供应链的核心诉求。企业更加注重供应链的多元化布局，以降低对单一供应商或地区的依赖。根据德勤的一项调查，超过70%的跨国企业表示将在未来三年内增加供应商数量，优化供应链布局，减少对中国单一生产基地的依赖。同时，企业也更加重视供应链的风险管理，通过建立库存缓冲、加强供应链可视化等手段，提高供应链的韧性。

全球创新链在高新技术行业对外投资兴起中重塑

以人工智能、区块链、物联网等为代表的新兴技术不断涌现，催生出新的创新模式。例如，在人工智能领域，开源创新模式成为主流，大量的科研人员和企业通过开源平台共享代码和数据，加速技术创新和应用。物联网技术的发展使得产品和服务的创新更加注重智能化和互联互通，企业通过与供应商、合作伙伴的协同创新，打造全新的物联网生态系统，改变传统的创新链结构。

高新技术企业FDI随着新兴技术发展呈现与传统企业不同的特征。传统企业FDI通常以大规模资本支出和实体资产投入为特征，如建设工厂、购置设备等。而高科技企业往往不需要大量的资本支出或雇佣大量员工，而是更注重数据、技术和创新能力的全球布局。例如，许多科技企业通过云计算服务实现数据在全球市场的流动，将资源集中于技术创新，而非实体设施建设。不仅如此，高科技企业的业务领域广泛，涵盖实体产品制造、数字工具开发和计算基础设施构建等。不同领域的高科技企业在FDI决策中关注的重点有所不同。例如，制造半导体、笔记本电脑等实体产品的企业，可能更关注供应链的稳定性和生产成本；而开发协作软件、电子商务平台等数字工具的企业，则更依赖跨境数据流动和市场准入政策。跨境数据流动成为高科技企业FDI运营的“生命线”。允许数据自由流动的国家，其科技行业出口额年均增长12%，显著高于实施本地化政策的国家（年均增长3.5%）。韩国通过《数据跨境流动促进法》后，游戏产业出口3年增长87%，其中90%的用户数据存储在境外云端。而印度强制要求金融数据本地化后，国际支付平台市场份额从45%骤降至12%，本土金融科技企业融资规模下降60%。[12]

全球范围内的高新技术外资企业竞争日益激烈，各国纷纷加大对关键技术领域的研发投入，争夺科技制高点。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20—2024年间，全球主要国家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平均增长0.3个百分点。美国、中国和欧盟在人工智能、半导体、新能源等领域的研发投入持续增加。

创新资源的全球流动在全球创新链重塑过程中出现新变化。一方面，发达国家仍然是创新资源的主要输出地，但新兴经济体在吸引创新资源方面的能力不断增强。例如，中国在过去十年中吸引的海外研发投资增长2倍，成为全球重要的研发投资目的地。另一方面，创新人才的流动也呈现出新特点，随着新兴经济体创新环境的改善，越来越多的海外人才选择回国创业或工作。根据中国教育部数据，2024年海外留学回国人员数量较上一年增长15%。同时，知识产权的跨国交易也更加频繁，成为创新资源全球流动的重要形式。

创新链与产业链在全球外资地缘化中深度耦合

创新链的碎片化与产业链的智能化正成为显著趋势。产品创新不再依赖单一地区的技术积累，而是通过跨地区技术互补实现集成创新。以智能手机为例，其技术构成涉及芯片设计（美国）、晶圆制造（韩国/中国台湾）、封装测试（中国大陆）等多个环节，任一环节的技术突破都可能重塑全球产业链格局。如，中国在5G通信、新能源电池等领域的技术突破，正通过长三角、珠三角等创新集群向产业链上下游扩散，形成“研发—中试—制造”的区域协同体系。

外资与中国本土企业技术合作新格局

中外技术互补性的现实基础与变化

中外技术合作的底层逻辑源于创新资源全球分布不均。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2023年的数据，全球顶级AI人才中，美国占38%、中国占22%，但中国拥有10.5亿互联网用户（美国的3.2倍），为技术应用提供丰富场景。这种互补性在绿色技术领域尤为显著：中国光伏组件产量占全球80%，但德国光伏逆变器技术领先（华为收购德国SMASolar后效率提升12%）；欧盟储能技术专利占全球35%，但中国锂电池产能占65%[13]。

然而，地缘政治竞争正在扭曲这种互补性。美国对华技术出口管制迫使中国在半导体领域加速自主创新，中芯国际14nm芯片产能利用率从2018年的60%提升至2023年的95%，但高端光刻机等关键设备仍依赖进口。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低端锁定”风险加剧，越南电子制造业90%的关键零部件依赖中国进口[14]，凸显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枢纽地位——既是发达国家技术应用的市场，也是发展中经济体的技术供给方。

中国创新枢纽的战略价值凸显。例如，2023年中国在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等领域的论文产出量占全球32%，高被引学者数量超越美国。这种技术积累使中国成为全球创新网络的关键节点：高通中国研发中心2023年申请专利超1200项，40%纳入全球技术标准；宝马沈阳研发中心开发的电动车热管理技术应用于全球生产线，使电池续航提升15%。这种技术创新在中国、成果辐射全球的模式，本质是中国创新生态（人才+资本+场景）与外资技术优势的耦合结果。

外资与本土企业技术合作的前景与障碍

碳中和目标推动全球绿色技术合作需求激增。2022年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达3830亿美元，中国占比35%[15]，在光伏、储能领域吸引外资呈现“技术导入+本土化生产”特征。德国西门子与中国电建合作开发福建海上风电项目，转让10MW级风机设计技术，使国产化率从40%提升至65%；道达尔与中国石化合资建设上海加氢站网络，引入液氢储运技术，使运输损耗从15%降至8%。这种合作既满足中国产业升级需求，也为外资提供市场准入，形成“技术换市场”的良性循环。

自动化与人工智能革命催生“人机协同”新范式。中国制造业机器人密度从2010年的54台/万人增至2023年的413台/万人[16]，吸引发那科、ABB等企业在华设立研发中心，开发适配中小制造企业的低成本协作机器人。宁波小家电产业集群引入瑞士ABB技术后，通过本土工程师优化算法，使设备适配90%国产零部件，生产成本降低25%，体现“外资技术+本土场景”的协同效率。

地缘政治与技术保护主义对中外技术合作构成了障碍。美国对华加征关税覆盖3500亿美元商品[17]，导致高通、英特尔等企业缩减在华研发投入，2023年美国对华实际投资下降26.7%[18]。欧盟的“国家安全”审查机制亦增加合作壁垒。2023年欧盟对华新能源汽车领域投资审查案例增加3倍，重点关注电池技术转让风险[19]。这种以“去风险”为名的监管政策，实质是遏制中国产业升级，导致本土企业在高端芯片、工业软件等领域被迫“国产化替代”。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目前研发投入强度（中国2.64%、美国3.5%）和基础研究占比（中国6.8%、美国17%）的差距一定程度上制约我国技术突破速度。

尽管中国拥有完整产业链配套，但技术吸收能力不足制约合作进一步深化。在生物医药领域，外资企业普遍要求合资公司知识产权归属“母企优先”，某跨国药企与中国企业联合开发PD-1抑制剂，外方保留70%专利权益，本土企业仅获销售分成。这种技术锁定模式在半导体领域更为突出。在制度层面上，知识产权保护不足影响外资技术转让意愿。2023年涉外知识产权侵权案件同比上升12%，外资企业更倾向于在华设立组装基地而非研发中心。数据跨境流动限制亦增加合作成本，制约了高新技术行业FDI流入。例如，某跨国云计算企业因数据出境审批流程较长，在中国市场的业务拓展速度滞后预期20%[20]，凸显数据治理规则与国际接轨的紧迫性。

中外技术合作：从要素驱动到生态驱动的范式变革

中国在吸引外资中进行的中外技术合作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一是要素驱动阶段（2001—2018年）。该阶段中国高新技术行业自主创新发展缓慢，对国内科技研发人才需求不足，但却对外资企业研发构成了人才红利，吸引外资研发展开“单点式合作”，即以跨国企业在华设立研发中心为主要形式，依托中国低成本高素质人才降低研发成本。例如，微软亚洲研究院2006年成立初期，70%研发人员来自清华、北大，重点开展中文信息处理等本地化技术研发，专利申请量年均增长15%，但技术控制权仍掌握在外方手中。

二是生态驱动阶段（2019年至今），该阶段中国高新技术行业在“脱钩断链”下对自主创新进行了大量研发投资，与发达国家技术差距逐步缩小。有些领域上处于领跑状态，从研发人才、先进技术、高水平研发设施、广泛的应用场景和技术标准等方面形成了创新生态主导中外企业协同创新的局面。技术上双向赋能，如华为与奔驰合作开发智能座舱系统，华为提供鸿蒙操作系统，奔驰输出用户体验设计，联合申请专利86项，技术成果共享比例达50%。创新生态上共建，如苏州工业园打造纳米技术创新生态，集聚3M、霍尼韦尔等外资企业，以及中科院纳米所等科研机构，形成“基础研究—中试—产业化”链条，2022年纳米产业产值达1200亿元，外资企业占比45%。先进技术标准上协同制定，如中国与东盟共同制定《5G-A行业应用标准》，中国移动与新加坡Singtel联合测试5G-A技术，使远程医疗时延从50ms降至10ms，相关标准被国际电信联盟（ITU）采纳为国际标准草案。

中外企业技术创新从“单点式合作”转变成“创新生态上协同创新”，意味着技术溢出方向从先进技术由发达国家向中国单向溢出，转变成中外双向技术溢出，形成国家间技术互补发展格局。

中国建设全球创新枢纽正当其时

从历史维度看，每一次全球产业链重构均伴随创新中心的转移。19世纪的英国依托工业革命成为制造枢纽，20世纪的美国凭借信息技术建立创新霸权，21世纪的中国有望通过“技术互补+生态协同”成为全球创新网络的关键支点。当前中国在新能源、5G、人工智能应用等领域的优势已具雏形，这些均为全球创新枢纽建设提供了现实根基。

全球外资地缘化趋势下，技术互补性成为重塑全球创新链的核心变量。中国凭借超大规模市场、完备产业体系和快速迭代的创新生态，已具备成为全球创新枢纽的基础条件。未来需以制度型开放打破技术脱钩壁垒，通过构建要素自由流动、生态协同进化、规则共商共建的新机制，将中国的市场优势、人才优势转化为创新枢纽的全球辐射能力。在制度开放、生态培育、技术协同三方面持续突破，实现三大转变：一是从技术接受者向标准制定者转变，在量子通信、新能源等领域掌握规则话语权；二是从供应链节点向创新策源地转变，吸引全球技术前沿的跨国企业将区域性研发总部（中心）设在中国；三是从被动应对脱钩向主动塑造生态转变，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技术合作、金砖国家创新联盟等机制，构建包容性全球创新体系。

从短期看，通过“选择性开放”策略，在非关键领域扩大外资准入，在关键领域实施可控合作；从中长期看，依托新型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的双轮驱动，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跨越。同时，积极参与全球创新治理，推动建立包容、公平的国际规则，避免全球创新网络的进一步碎片化。这一路径不仅关乎中国产业升级的成败，更将重塑全球创新治理格局。通过深化中外技术互补合作，中国有望在开放与自主的动态平衡中，塑造更具韧性、包容性的全球价值新体系，为应对全球技术竞争与可持续发展挑战提供“中国方案”。

培育世界技术领军企业

形成一批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技术领军企业，是中国巩固创新枢纽地位的核心载体。这类企业需具备三大特征：技术标准主导能力、全球资源整合能力、创新生态构建能力。从实践看，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实施“领军企业专项攻关计划”，通过国家科技重大专项与市场机制结合，支持企业联合外资研发中心突破关键技术，制定和输出技术标准；鼓励企业在海外设立研发飞地，吸引顶尖人才与技术要素，建立“领军企业—外资研发中心”协同机制，实现全球创新资源整合；以领军企业为核心构建跨国创新联盟，在新能源、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联合外资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形成技术共同体，布局全球化创新生态。例如，比亚迪与奔驰合资成立纯电动车公司，外方提供底盘技术，中方主导电动化改造，形成“燃油车技术换电动车市场”的对等合作，带动上下游500余家本土供应商技术升级。这种生态模式突破传统“合资—引进”框架，通过股权合作、技术交叉授权、联合攻关等方式，实现中外企业在创新链上的深度绑定。

世界技术领军企业的崛起，将显著增强中国在全球创新网络中的节点权重。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全球创新网络指数”，企业级创新枢纽的技术溢出效应可使所在区域的创新协同效率显著提升。应通过政策引导，在高新技术和产业生命周期内迅速培育一批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比肩的具有全球技术领导力的企业，使其成为连接发达国家技术优势与发展中国家市场需求的核心枢纽，最终实现从市场枢纽向创新枢纽的质变。

加快构建全球统一的科技与产业创新的技术互补体系。实施技术标准破壁行动，牵头制定6G、量子计算等前沿领域国际标准。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24年公布数据，2022年中国主导制定的ISO标准达132项，同比增长28%。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伦理领域，推动建立发展中国家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治理联盟，平衡技术创新与社会风险。创新资源“共享池”建设：设立全球创新要素交易平台，整合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的实验室、数据中心等资源。

建设世界顶级发明人才中心

建设世界顶级发明人才中心的核心逻辑，是从“政策优惠吸引个体人才”转向“生态优势集聚创新群落”，需以全球化视野打破人才流动壁垒，构建“吸引顶尖人才—培育本土梯队—激活创新效能”的闭环机制。

顶尖人才是突破关键技术的“胜负手”，需对标全球创新高地的政策范式，实施“靶向引才”策略，对全球顶尖人才形成“强磁场效应”。青年人才是创新可持续性的根基，需建立“基础研究厚植—应用创新实战—国际视野拓展”的三阶培养模式，形成青年人才“涌泉效应”。人才价值的最大化释放依赖创新生态的系统性支撑，创新人才效能的生态化激活机制，例如，建立“全球人才旋转门”机制，允许外资研发中心工程师在华兼职本土企业；实践人才积分制，将科研产出、技术转化等指标量化为积分，可兑换科研设备优先使用权、国际学术交流名额等资源；赋予外籍学者项目选题、经费使用、团队组建的自主权，最终构建“人才引领技术—技术驱动产业—产业反哺人才”的良性循环。正如UNCTAD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人才生态的成熟度每提升10%，可使外资研发投入增长15%。应通过上述举措，将自身从“人才利用地”升级为“人才策源地”，使全球创新智慧在中国高效集聚、转化、辐射，最终确立创新枢纽的人才制高点。

建设世界顶级创新集群

世界顶级创新集群是创新要素高密度集聚、协同创新高效开展的空间载体。通过构建三级空间架构，即核心圈的“硬核技术突破”确立国际地位，依托协作圈的“特色专业化”形成产业配套，借助辐射圈的“全球化布局”拓展市场与资源，形成“基础研究—应用开发—产业化”的创新链全域覆盖，最终构建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创新网络。核心层聚焦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具有全球领导力的创新极，承担原始创新与前沿技术攻关使命，塑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武汉、成都、西安等城市布局专业化、多样化区域创新中心，形成众多细分领域竞争力。依托“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资源与市场优势，建设境外创新孵化基地，形成“技术输出—本地化应用—资源反哺”的国际协同。例如，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区吸引34家外资企业，技术本地化率达60%。创新集群跨区域创新资源共享，建设全国创新集群数据中台，整合大科学装置、中试基地、应用场景数据，实现设备预约、数据共享、项目对接的跨区域协同。《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指出，多层次创新集群体系可使区域创新产出提升60%[21]。三级集群联动将推动创新集群从“地理集聚”升级为“功能协同”，使其成为全球创新要素的“集散地”与“增值器”，最终支撑中国创新枢纽的全球辐射能力。

打造数字时代产业升级新范式

加强高技术领域标准制定权，将中国技术优势转化为规则优势，通过标准国际化确立创新链主导地位。这种转化需依托三重支撑：技术研发的持续突破（如5G、新能源的领先地位）、生态体系的全球化布局（如跨国企业联盟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价值叙事的柔性推广（如技术普惠理念与文化融合）。UNCTAD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每主导一项国际标准，相关产业出口竞争力可提升12%—15%。通过“标准硬实力+叙事软实力”的双重提升，在全球创新治理中构建更具包容性的规则体系，最终实现从创新参与者到创新治理者的角色升级。

产业升级的本质是在全球价值链中从低端向高端攀升。数字时代，产业升级取决于一系列关键数智技术创新领域自主可控，关键在于本土“链主”企业通过逆向创新，整合全球资源，不断实现突破性创新，处于世界领跑地位。

在实践中，需要做到开放效率与自主安全的平衡，构建选择性开放的技术合作体系。通过开放协同获取技术互补红利，例如在光伏、储能等绿色技术领域，引进德国光伏逆变器技术、日本氢能储运技术，同时输出中国规模化生产能力，进行协同开放；在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高新技术领域，建立分级分类的数据跨境机制，推动“数字丝绸之路”规则互认，积极参与美欧主导的开源项目，同时推动本土企业主导分支生态建设，形成“技术贡献—标准影响—生态扩张”的正向循环；与东盟在RCEP框架下构建“中国研发—东南亚制造—全球销售”链条；越南电子制造业70%的关键零部件依赖中国供应[22]，中国可借此引导其向高端组装环节升级，自身则聚焦芯片设计、核心设备等高端环节，形成“对称互补”；对涉及国家安全与产业命脉的领域，实施“自主可控+备份冗余”策略，建立技术、供应链、人才的多重安全网，筑牢自主可控安全底线；在5G-A、量子计算、元宇宙等未来产业，以“场景创新+标准输出”构建全球生态，实现“换道超车”，创造新竞争优势，最终形成“技术引进—消化吸收—自主创新—标准输出”的完整升级链条。

这一路径既非简单的以内循环替代外循环，也非盲目追求全产业链自主，而是以开放激活创新要素，以自主掌控战略主动，以生态重构规则体系。中国的实践，将为新兴经济体提供非对称升级的新范式，即在技术依附与完全脱钩之间，走出一条可控开放、渐进自主、生态共赢的产业升级之路。

注释略